与地下遗迹“无言对话” 这6个考古项目为“何以中国”再添佐证
田野考古，是一场与地下遗迹无言的对话，而揭开层层“无字地书”的过程，也正是我们探寻中华文明密码的过程。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布2023年田野考古新发现，来自四川、福建、湖北、陕西、新疆、内蒙古的6个考古项目成功入选。这6个项目为何能入选？它们为揭秘不同时期的历史带来了哪些实证？2023年田野考古新发现，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却有一个共通之处，到底是什么？
濛溪河遗址的新发现或将改写历史
6个考古项目分别位于四川、福建、湖北、陕西、新疆、内蒙古，而这其中最受关注的应该是四川资阳的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关于早期现代人起源和扩散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濛溪河遗址是现代人在起源扩散阶段，全球唯一发现的有丰富植物遗存的综合性遗址，全面立体反映5万至7万年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图景。专家表示，这里面的发现或将改写一段历史。
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地处沱江支流濛溪河中上游，发现于2021年9月。经光释光初步系统测年，濛溪河遗址年代距今约5万至7万年，在人类起源发展史上，处在现代人起源扩散关键阶段。考古发掘显示，遗址最下部约1.7米厚的红褐色黏土质粉砂层，正是遗址的主要文化层，遗物分布最为丰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高星：这处遗址因为是饱水的环境，人类生产生活栩栩如生的一些画面被保留下来，从石器、动物化石、植物的遗存都有。这些对研究当时气候环境、人类的行为能力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截至目前，濛溪河遗址已发现石器、木器、骨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等超过10万件。尤其是发现橡子、核桃、葡萄等坚果、水果类食物。专家表示，这一发现或将改写史前人类的植物利用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赵志军：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这批植物遗存。农业社会是从采集狩猎发展而来的，但是以往我们都是讨论的狩猎，因为我们没有植物遗存，我们获得的只是动物的遗存。濛溪河遗址使得我们终于有能力、有可能去探讨采集的行为模式。
此外，濛溪河遗址还集中发现了远古先民的加工工具，以及生火、切割、刻画等一系列复杂行为痕迹，全面立体地反映了5万至7万年前早期人类社会图景，为研究人类起源演化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实物资料。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讲师 黄超：像有一件骨锥，它上面就是有一系列的连续的5个比较明显的疤痕，另外还有那件约3毫米的带有11道几乎平行的刻画痕的骨骼碎片，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古人类为什么要这样去刻画它？是留待考古学家去解释去调查的一个谜团。
据了解，接下来，考古团队将在濛溪河遗址开展年代学、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多学科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
屈家岭遗址：规模惊人的“水利社会”
5000年前的中国早期文明遗迹，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长江下游的良渚。但是，考古学家会告诉你，大体同时，在长江中游，有一处文明遗址同样值得注意，这就是屈家岭。在屈家岭遗址，新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专家表示，水坝的发现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文明不断向高级层次发展的关键证据。
最新考古发现，屈家岭遗址存在熊家岭、郑畈等多组大型史前水利系统。其中，熊家岭水利系统位于遗址东北部，由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水坝坐落于一处河道上，土筑而成，现存坝体高约2米、宽约13米，南北长约180米。蓄水区面积约19万平方米，灌溉区面积约8.5万平方米，并发现史前稻田遗存。测年数据表明，早期坝的年代为距今约5100年，为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水利设施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目前来看，它第一个是年代很早，第二它体量很大，体量很大就表明它能够储藏很多的水。这些水在旱季特别是应付那种比较干旱年份的时候，它可以有力保障灌区的农田里边水稻能够正常成长，能够获得丰收，水稻丰收对史前人类、对他们的聚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农业丰收了，可能有些人就不需要都来种水稻，那就有些人自然地他就可能专门去制陶器，或者是做玉器，这样社会就分工，另外阶层也会出现，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往前发展、往前推进。所以水坝的发现非常重要，是文明不断向高级层次发展很关键的证据。
发掘显示，熊家岭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沿用年代较长，坝体硬度和密度较高，存在明显的拍打夯实等人工堆筑痕迹。坝体中还发现原始的“夹筋工艺”，即在土体中掺杂植物根茎，以增强坝体强度和稳定性，同时还发现了草裹泥的建造工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熊家岭坝体不全是草裹泥，有的地方不一样，古人有可能是根据他们的经验，选择不同的方式加以堆筑墙体，而且墙体在发掘的时候非常坚硬。
专家表示，这些水利系统具备防洪抗旱、生活用水、农业灌溉等功能，标志着史前先民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从被动地防御水旱灾害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为探索长江中游史前治水方式和聚落变迁等提供了细节支撑。
近年考古工作还揭示，屈家岭遗址先后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三个史前文化阶段，主体年代为距今5900年至4200年，存续近2000年之久。油子岭文化中晚期，发展形成范围约105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为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的聚落，并确认水利系统、墓葬区、居住区和陶器生产区等。相关发现为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样本。
屈家岭遗址：“磉墩”遗存填补建筑史空白
在屈家岭遗址，考古人员还新发现了高等级建筑基址，并首次发现早期的“磉墩”遗存，为了解史前建筑技术提供了全新的考古材料。
新发现的史前大型建筑基址F38面积约510平方米。平面呈东北至西南向“曲尺”状，自北向南分为四间，南端向西折出一间。基址范围内，发现有黄土台基和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磉墩是古建筑的基础部分，起承载柱子、柱础以及墙体的作用。F38的“磉墩”排列有序、数量众多，刷新了史前建筑技术的认识。
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陶洋：现存磉墩总计有70余个，大小不等，位于建筑中部两分间拐角处的磉墩体量巨大，最大的长约3.3米，宽约1.7米，深约1.5米。整个磉墩的营建流程是首先会挖走预设磉墩区域的原有软基层，然后会在高低不平的起建面上堆筑纯净的黄土台基，锚定磉墩布设点位之后，会在台基上挖深坑，再烧烤坑壁形成硬结面，后用红烧土混合黏土及少量焚烧过的猪骨填满深坑形成磉墩，是迄今发现磉墩的最早形态，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奠定了史前基础，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
专家表示，筑造这些磉墩，是屈家岭先民为适应复杂地形、营造大体量建筑而进行的创新。依据建筑形制及特征，专家判断，该区域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区。这一时期，遗址聚落规模扩展至284万平方米。环壕围合面积（含环壕）约90万平方米。屈家岭遗址为典型的“壕堰式”聚落，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中心聚落形态的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在5000年前，在江汉平原，这些史前先民智慧应该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了，他们能够很好地去认识了解所处的自然环境，然后选择适合他们生存的居住地和种植区域，再加以改造，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这地方定居下来，旱涝保收，文明不断发展。
除了高等级建筑区，屈家岭时期，遗址也发现大型水利系统、墓葬和铜矿石等遗存，探索到史前稻田的分布范围，出土已知最早的高温黑釉陶等。专家表示，大型中心聚落、高等级建筑和水利工程设施的集中出现，年代明确、结构清晰、工艺高超，充分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高度。
草原第一都——辽上京遗址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辽上京遗址，也入围了这次考古新发现。都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元918年，耶律阿保机建立了我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城，拉开了历时200余年的辽代历史大幕。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城区南郊。城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位于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北部皇城内建有宫城，形成“回”字形。从2011年起通过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规模。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呈近方形，东、南、西各辟有一门。通过对宫城四面墙体的局部试掘和解剖，初步掌握了宫城城墙的营建做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董新林：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收获。第一点就体现在我们对辽上京皇城的整体布局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推进；第二点，通过这两年考古工作的发现，我们再一次印证了辽代建筑和手工业高水平的程度。
辽上京的城市规划主体承继了中原的“择中而立”、皇城宫城环套、明确中轴线的规划思想，显然是承继了汉唐文化的传统。自公元918年开始营建，在长达200多年时间里，辽上京是北方草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董新林：通过这个考古发现的实例，印证了辽朝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辽上京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深埋尘土中的文物如今正一点点地被剥去神秘面纱，让世人看到它的真容。截至目前，辽上京遗址共出土泥塑佛教造像、契丹文碑片等珍贵文物两万余件。
内蒙古巴林左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迟秀国：这六尊泥塑像是在辽上京西山坡佛寺遗址出土的，面部表情栩栩如生，身上涂有彩绘，出土时大部分都是残片，在实验室经过两年多才修复，是目前所知全国唯一的一批考古发掘出土的辽金时期泥塑像，这对于整个的佛教考古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
6个项目何以入选2023年田野考古新发现？
此外，入选2023年田野考古新发现的，还有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全面揭露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让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特征逐渐清晰；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揭示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为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提供了丰富资料。2023年的重要考古发现非常多，这6个项目为何能在上千个考古项目中脱颖而出？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2023年重要的考古发现非常多，2023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主动性考古项目有256项，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项目大概是1367项，两个加起来超过了1600项。其实是非常难选的。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学术，它的学术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是根据它的重要性来判断的。比如濛溪河的遗址，为啥说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发现？我们过去发现旧石器，大概只有两种东西可以留下来，一种是石器，一种是已经变成化石的这样一些骨骼的遗存，也都是非常破碎。这一次第一次这么完整地发现这么大量的保存完好的动物遗存，保存完好的植物遗存，旧石器时代考古到现在一二百年，在中国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其实像这样的发现也可以说绝无仅有，只此一例，在中国、在世界上也非常罕见，比如说南岛语族，这个也是一个起源地，而它的意义也绝非仅仅限于地区，它是有世界意义的。比如说商代的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寨沟遗址的发现也非常非常重要，它让我们认识到商代晚期的时候，黄河两岸的这些方国它们的存在，它们和中原王朝的关系，甚至也包括和北方草原地区的关系，比如说新疆的吐鲁番的景教寺院遗址，也就从多元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从东西文化的交流等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时空跨度大 6项新发现有何共通之处？
2023年田野考古新发现的6个入选项目，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看似关联不大，但专家表示，这些新发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佐证。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我们选出了6项的入选项目，年代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5万到7万年，一直到明清时期，涵盖的面非常广，那么地域也是这样，从东南沿海福建，一直到西北地区的喀什、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年代和空间都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对我们认识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尤其是现代人的起源和扩散，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在这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进展。
